第七节

“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?”潘佑军担忧地问。

那天里,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。那处巨大的、澎湃的、无可比拟的、难以形容的、过去我从来不相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!

她身后是黑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,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地掠过。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,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,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,化为乌有,方才心甘。

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。这儿的一个“八一”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,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。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,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,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,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开外的靶心。

“问题不大,脉膊跳得很快,但也相当有,估计很快会醒过来,要防止她再闹,应该打一针‘冬眠灵’让她睡。”

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,帮我们抬她,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,那声音已近非人。她的力气十分惊人,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,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,她的踢,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。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,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,挟压着她。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,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,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,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。

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,轻声道:“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。”之后,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,倒是我自己惭愧了,不肯再与她见面。我想解释我的情感,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,只能显得虚伪。我几乎不太上街,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,于我都是隔世之嚣。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,离婚后,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。

“你们这儿有药么?”“没有,有也没注射器。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,我们给她灌下去,多少有点作用。”

“你怎么啦?你怎么啦?”我惊恐地冲她嚷,悲恸地问潘佑军:“她怎么啦?”“不能放她一人走,把她弄上车。”潘佑军果断地说。

后半夜,她醒了,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。别人都去睡了,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,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。

有时去城东有约,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,我也会不由想起她,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。

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,给她喂了几片药,水从她嘴里漫出,湿了一脸,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。

“你困了,就睡了。”“噢,这是潘佑军。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?他和他人呢?”“你都不记得了?”这时,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,立刻下床,捧起我脸,皱着眉问:“怎么搞的?跟谁打架了?你瞧你呀,都出血了!”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:“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,我看看,疼么?”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,引起一阵阵刺痛。

她冷笑,扬手再打,被潘佑军抓住。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。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,声壮如地吼。

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,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。潘佑军也下了车,抓住她的车把,对她说:“杜梅,是我们。”“放开!放开我!”她野蛮地朝我们喊,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。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,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,人高出我们一截,头发披散,眼冒凶光,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。“杜梅,是我。”我抓住她的肩膀,把她拉下车。

她对我说:“杜梅不让我告诉你。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——她怀孕了。”

当时已过12点,南三又偏僻,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,人迹旨无。快到六里桥时,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,车骑得飞快,忽而没入树荫,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。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,潘佑军忽然捅我:“杜梅。”

“怎么办?她怎么办?要不要去诊部找个大夫?”

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。

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,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。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。

“唔……”我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怎么睡着了?怎么不回我们家?”

我大声厉喝:“不!不爱!”

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,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。

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,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,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: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,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,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;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,一人捐一元钱,全国就是10亿,刨去1亿铁公鸡,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,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。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,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,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,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。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。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,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。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,相当知趣儿,也不乏幽默感。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,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意。只是有一次,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:“你爱我么?”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,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,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。

有时我也想到杜梅,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落到她身上,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,令我久久怅然。

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,岿然不动。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。一匣子弹打光后,我回身装子弹。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。

汽车减速了,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。她两眼发直,神态严峻,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,照直前冲,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,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。

初春的一天夜里,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“事”回来,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,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。

汽车刹住,我开了车门跳下来,站在马路中间,她箭一般地冲过来,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。

她目光柔和,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。她像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,看见我,微微一笑,接着纳闷地问:“我们怎么在这儿?这是谁家?”

点开,慢点开。”潘佑军对司机说。

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,她已陷入昏迷。我们把她抬到床上,脱了鞋,盖上被子。她脸色惨白,浑身一身一身出汗,很快就湿透了枕巾、床单。我摸她的手,像冰块一样扎手。我束手无策,惊慌难过,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:

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,很沉着,摸了摸杜梅脉膊说:

我一下把她搂过来,紧紧地搂在怀里,哭了起来。我发现我还是爱她,那么爱她,这一发现令我心碎。

“停车,停车。”我朝司机喊。

枪声回荡在山谷,在手枪的“啪啪”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。

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,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,团团打转。

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,摧毁了我,使我彻底崩溃了。我不要柔情,不要暖意,我只要一把锋利的、飞快的、重的东西把我切碎,剁成肉酱,让我痛入骨髓!

“她怎么会这样呢?”潘佑军没答话,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坐在椅子上,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。

我疾忙回头,骑车人已隐入树荫。

“你去哪儿?”她劈面给我一掌,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,我捂着脸叫:“你干嘛?你怎么了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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